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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升级需要打破供给抑制

发布时间:2021-01-21 15:27:01 阅读: 来源:快速卷帘门厂家

经济升级需要打破供给抑制

中国证券报:比起“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速,市场和学界更关注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之路如何走。从国内因素看,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老龄化,预计2015年可能很快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将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另一方面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新供给主义有何思路?  贾康 :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需要反思,国内外很多人士,包括西方非常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者,也都有类似的评价。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十分需要对于经济学有所创新和发展。我们想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角度,都有很重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我们还可以比较直率地评价一下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以后发展到经济学或者理论经济学这套表述——它现在仍然存在和实践有“言行不一”的这样一种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他们自己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是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斟酌“救还是不救”,但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垮台。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后来对从“两房”到通用公司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反思之后,我们还强调,能不能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以更开阔的、要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这样一个视野,考虑我们能够“立”的东西。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摆出来,作为认识的一个必要环节。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始发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可以把始发命题直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是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如实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的主体,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应该如何互动。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和人这两个视角都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在一起。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就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的视角上,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方面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里面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的对称性提高。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注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和结构优化、增长质量提升,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为“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的特点(与美国全球供给、海外进口为主,本国生产为辅的市场结构有本质不同),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越来越不可能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加之我国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问题,势必告别两位数的较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较快增长的可能。过去三十余年的“中国奇迹”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巨大积极潜力。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两端的偏颇而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最关键的还须着眼于打开“制度红利”这一转轨中最大红利源的释放空间,政府以改革和提供机会公平、创业创新条件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的有效制度供给,这就需要实现相关改革决策的更大决心、勇气和较高水准。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远未全面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维护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积极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  “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中国新经济的出现。中国经济还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自主创新艰难前行,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未来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纳米(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的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制度高于技术”。  政府应该重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改革深化金融体系、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为结构升级提供更加高效的融资服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引导并激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投入和产品及品牌创新;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不同产业领域的行政管制和垄断,推动产业投资准入的进一步开放和全过程的公平竞争。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 ,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  滕泰 :分析经济长期增长率应该从供给端入手,探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从需求分析入手是错误的。总需求理论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  国内很多学者在谈到十年以上的经济前景时有很多悲观派,这些悲观者几乎都犯了用短期总需求框架去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错误。比如,他们常说:投资大幅增长还有可能吗?出口继续大幅高增长还有可能吗?消费大幅增长从短期看也没有希望……所以,这样从需求角度去分析,就会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产生怀疑、丧失信心。  反之,如果从供给角度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就别有一番天地。因为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  供给角度怎么分析呢?按照本人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而中国当前这五大财富源泉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供给抑制”,只要通过制度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所谓相对剩余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可以就业在城市也可以就业,而在城市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村高,所以当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国家总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中国相对剩余劳动生产率还远远没有挖掘完。目前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近五倍,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不看这些因素简单得出人口红利结束太过武断。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制度。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美国经济制度还有多少通过改革提高的潜力?恐怕已经没有多少改革空间。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如把垄断的部门打破一下,把受政策管制的部门放松一下,把企业税率费高的地方降低一点,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举例来讲,假定一个企业要承担30%的综合税费,那么30%利润率以下的企业很难存活。如果把税率从30%降到20%,那么毛利率在20%-30%的企业就能大批存活,经济总产出就会增加。此外,很多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低效率和制度供给抑制的典型代表,他们所占有的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因此破除垄断、放松管制、降税都可以大幅增加经济产出,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第三个财富源泉就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村就一直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产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或产权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的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第四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的资本究竟有没有充分“就业”?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万亿元,作为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要14%至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制造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制造了最贵的资本价格,这就叫资本抑制,或者金融抑制。如果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的14%至15%降低到5%,大量中小企业将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五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性人才,国有科研机构有多少像GOOGLE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像硅谷这样的创新能力?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如何解除以上五个方面的供给抑制,就是“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核心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当然,上述供给抑制所孕育的巨大改革潜力,也是“新供给主义”看好中国长期前景的主要依据:倘若把这几个财富源泉充分挖掘,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年均7%的增速不难实现。  李克强总理指出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按我的理解,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产权、资源、资本等潜在生产率更多地通过改革发挥出来;“创新的活力”就是如何激发人口和技术创新源泉——这都是从供给端着手。  至于内需的潜力,我认为其源泉根本上也取决于供给端:内需主要靠消费,而中国的居民消费对利率不敏感,而只对收入敏感。政府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呢?显然只能靠增加就业,而增加就业长期只能靠给企业减税、减负,放松垄断、放松管制——这无疑又是新供给主义的做法,只有增加新供给才能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微观上也是必然的。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发明出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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